2017年，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以下简称“红旗医院”）神经内科骨干医生赵维纳，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大转折。她考入全国顶尖的神经内科——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内认知障碍领域权威韩璎教授。期间，她参与了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前期专家共识的撰写，赴海外参加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年会。并提前一年获得了临床博士学位。拥有这样的履历，她本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在博士后出站后，赵维纳却回到了红旗医院，担任了神经内科主任。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了位于黑龙江东南部的小城牡丹江市，走进红旗医院。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赵维纳的回归背后，关乎着一种地域性高发疾病、一个需要被重视的群体，以及一系列远比想象中更紧迫的医疗短板。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赵维纳博士
01
高发地带
全国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调查中，一项覆盖南北方12个省份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黑龙江省的脑卒中发病率高居全国榜首。其中，35岁人群的卒中发病率是南方省份的5～6倍。赵维纳的家乡牡丹江市，因为冬季降雪量大、积雪期长达近半年，这里又被称为“雪城”。漫长的冬天里，家家户户离不开储存的腌菜——高钠、低维生素、低纤维，新鲜蔬果成了奢侈品。寒冷让血管收缩、血压剧烈波动，加上吸烟饮酒的普遍、高血压知晓率和治疗率的偏低，这片美丽的雪域，也成了脑血管病的“高发地带”。牡丹江市有230万人口，7家三甲医院，医疗资源不算少。但在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得了脑血管病，在别的医院看不明白的，一定要到红旗医院来看。”不止一位患者这样对赵维纳说过。这份口碑，不是一天攒下来的。红旗医院神经内科自1981年创科，到2021年获批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成为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神经科重点专科。如今，科室拥有3个病区、140张床位，医生28人——其中博士6人、硕士20人，高学历占比超过90%。护理团队约60人，年门诊量8万人次，年住院量6000余人次。床位流转很快，患者来来往往，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焦灼与期盼。面对当地高发的脑血管病，神经内科建起了一套完整的防治体系。最紧要的，是急诊患者的“托底”。科室静脉溶栓的最好成绩曾冲进全国前十几名。这背后是一条高效的卒中绿色通道，其入院至溶栓的时间控制水平，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作为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科室还常规开展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血管内治疗（取栓）、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连过去做不了的搭桥手术，现在也正在开展。“基本上，卒中患者送到红旗医院就能得到有效救治。”赵维纳说。救治只是第一步。科室专门设立了脑血管病亚专科门诊和卒中门诊，重点盯住三个环节：急性期怎么救，恢复期怎么康复，二级预防怎么做规范。对于偏瘫、失语、认知下降这些后遗症，门诊提供从溶栓取栓，到恢复期管理，再到高危筛查、长期抗栓调脂降压的全流程服务。复发率和致残率，就这样一点点降下来。除了脑血管病，科室的亚专科也齐头并进：痴呆与认知障碍、帕金森及神经变性病、癫痫、眩晕、神经康复等一共8个亚专科。科室还拥有黑龙江省缺血性脑卒中防治重点实验室，以及博导、硕导团队。医教研协同发展的模式，已经基本成型。除了这些已成熟的领域，科室还在不断拓展新能力。睡眠筛查门诊便是其中一例，门诊配备睡眠监测仪，可对患者进行系统监测与后续管理。筛查后再根据病因分流：睡眠呼吸暂停转耳鼻喉科，焦虑抑郁转精神心理科，普通睡眠问题则由护士长及专职护士进行睡眠行为治疗，也可用经颅磁刺激改善睡眠。情况严重的还能进行睡眠麻醉。目前，科室已在规划专门的睡眠病房，场地和设备已就位，睡眠中心架构搭建完成，等外出学习CBT-i（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的护士长和一名护士回院后即可开展业务。如果说睡眠病房解决的是“睡不好”的烦恼，那神经免疫病的诊疗，解决的就是“治不好”的难题。赵维纳介绍，患者在牡丹江就能享受到和北京、上海大医院同质化的诊疗。如果诊断不明确，还可以远程会诊——外联部会帮忙联系协和、宣武、天坛、301、华西等全国一流医院的专家。当然，也有一些能力尚在建设中。比如肌肉病理诊断，不仅需要病理科的支持，还需要优秀的肌电图医生。“这些，都建立在医院学科整体水平提升的基础之上。”赵维纳坦言，“就连一些省级医院，对于肌肉病的诊断都依然薄弱。”她希望，有一天这个空白也能被填上。
02
“我住榴莲那屋”
等电梯的工夫，赵维纳轻声提醒一位老人。这大概是多年从医养出来的本能——她见过太多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的记不住路，记不住房间号，甚至连电梯往上往下都分不清。赵维纳是从读博开始真正关注认知障碍这个群体的。她长期研究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发病机制及影像学，发现黑龙江东南部地区的血管病患者中，大约有20%～30%会产生认知障碍，这个比例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痴呆症。而且，这种病早期藏得很深，容易被当成“老了，记性差”，基层医院漏诊、误诊的不少。等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神经功能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但她同时也发现，跟阿尔茨海默病比起来，血管性认知障碍有一个关键区别：通过控制危险因素、早期干预，是可以延缓甚至阻断病情进展的。过去，不少这样的患者辗转外地多家医院，但因为治疗周期太长，最后还是回到牡丹江来治。于是，医院2018年就成立了痴呆与认知障碍专科门诊，是全省第一家。2022年获得了国家级高级认知障碍中心的认证，因为疫情没能正式授牌；2024年又拿到了省级认证——黑龙江省痴呆与认知障碍中心。至今，它仍然是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最早、体量最大的认知门诊。门诊能做什么呢？通过影像特征分析，可以提前识别那些藏在大脑里的隐匿性损伤，抓住最佳干预窗口，避免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一路垮下去，大大降低重度痴呆的致残风险。科室还根据寒地人群的发病特点，制定了相应的诊疗标准，通过精准匹配用药、康复和慢病管理方案，有效减缓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在红旗医院神经内科的病房里，你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有病房门上，除了房间号，还贴着一个大大的水果图案，旁边配着四个字的祝福语——“苹安喜乐”“竹报平安”“猕康长寿”……三个病区，无一例外。这是神经内科护士长许微微的点子。科里有不少认知障碍的患者，记不住房间号。“如果他在医院迷路了，走丢了，护士问他住哪个屋，他可以说‘我住柿子那屋’或者‘我住榴莲那屋’。”那四个字的吉祥话，比如“柿柿如意”，既是认路的路标，也是一种温柔的祝福，让患者推开门的瞬间，不会觉得那是冰冷的病房。看到这些，记者感触很深：学科建设要提升技术其实不难，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技术，而是服务理念——在细节处让患者感觉到，这里懂他们。而这种理念，离不开经年累月的临床积累和留心观察，更离不开对患者发自内心的关怀——就是看着患者受罪，心里怎么也过不去的那股劲儿。像这样的细节，赵维纳和同事们还做了很多。东北人直爽热情，他们定了一条规矩：到了这个房间，就像到家里串门一样，一定有人会应声，基本上有问有答。抢救患者的时候，经常会遇上这样的情况：家属一看病情突然加重，接受不了，光顾着哭，剩下的家属也上了年纪，根本抬不动。这时候，医护人员就会自发地搭把手，帮着抬到床上、转运到重症病房。赵维纳说：“医生护士们都觉得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个人都在做。”科里护士们基本上是零投诉，跟患者都处成了朋友，出院了还一直是。这是一种双向奔赴。赵维纳记得一个患者走路不稳，没法走直线，必须有人扶着，还有体位性低血压，后来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辗转了三家医院，都没确诊，一直当脑血管病治，效果甚微。到了红旗医院，才被诊断为多系统萎缩——一种罕见病。到现在也没什么治愈办法，但因为确诊得比较早，至少能告诉患者怎么规避风险，把病程拖得慢一些。除了专门的护士定期电话随访，这位患者每年都要来医院让赵维纳面诊。后来因为并发症，七年之后还是走了。但他的家人一直跟赵维纳保持着微信联系，有什么健康问题就问她。赵维纳能解答的就解答，解答不了的就帮忙找专业医生。她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患者家人专门来到科室，给她送了一面锦旗。“我没想到她会特意来给我送锦旗。”赵维纳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一点意外，更多的是感动。还有一个患者，因为血管狭窄总是晕厥发作，从其他医院转过来。当时红旗医院还不能做支架，他就到外院做了，做完之后慢慢出现了血管性痴呆。赵维纳一直随访他，后来患者虽然得过肺炎、泌尿系感染，但生活质量一直还不错。前两天家属还联系她，咨询药物如何调整。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随访十几年下来，赵维纳越来越清楚：认知障碍这个病，诊断其实只占治疗里很小的一部分；真正费心、费时、也最被需要的，是后期的康复和随访——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所以，痴呆与认知障碍门诊很早就尝试打造一个闭环：从筛查、诊断、药物干预，到康复训练、居家照护。为什么能做成闭环？一方面是因为本地患者群体没那么大，赵维纳和护士长能管得更细。像那些顶尖的大医院，患者太多了，定完诊之后，后期管理能投入的精力就相对少一些。而在牡丹江，患者回家以后，有线上线下的随访，还有经颅磁刺激这样的康复治疗，后续有什么新技术、新手段也能及时帮到患者。另一方面，科室建立了一套方便实用的随访机制。从2018年到现在，科室建了13个微信群，一共6千余人。患者或家属只要在群里问一句，都会有人回复。碰上紧急情况，就建议赶紧去急诊或者当地医院。小毛病则指导患者在家解决，不用再动不动跑医院。像鹤岗、双鸭山、佳木斯，当地查不了认知相关的疾病，有人通过宣传，专程到红旗医院来检查。慢慢地，这里就成了东南部地区的认知中心——黑龙江省痴呆与认知障碍中心。“现在，大家都认可这个牌子。”赵维纳说。
03
“我就是老了”
东北的老龄化，在村里看得最直观。赵维纳和同事们下去义诊，常听到一句话：“我就是老了。”家里人叹口气，摇摇头，觉得认命了。从来没人告诉过他们，这是生病了，而且还能康复。让老百姓了解认知障碍，这事很紧迫，可在基层还是一片空白。工作先从已经来就诊的患者做起——他们多少了解一些，接受起来容易些。2024年3月8日，神经内科团队开了个“忘不了的小屋”，专门针对认知障碍进行宣讲的活动。可真正让小屋有人情味的，是那些医护人员自己买的绳、纸、橡皮泥等手工。所有讲课，不分正高、副高、主治还是住院医，大家都是自发报名。每周五群里发一张空白表格，谁有空就填，到时候去讲。PPT和内容框架是统一的，谁用都一样。年轻的住院医刚开始讲得生疏，但听着资深医生讲多了，自己再练练，慢慢也讲得有模有样。最初，护士长发现，很多老人不太愿意“推门进去”——觉得像上课，有压力。她就把桌子和电视搬到了护士站前面，就在走廊上开。来来往往的人好奇，凑过来听一耳朵，听着听着就坐下了。每周一次，节假日除外，一坚持就是两年多。冬天来的人不多，住院患者加上周边住得近的，也就二三十人。一到春天，天气转暖，住得远的人也来了——有人坐三十分钟的公交车，颠簸一路，也要赶到这个小屋里来。多的时候，五六十人挤在一起，捏橡皮泥，做训练，热闹得像个学堂。怎么让更多人知道？神经内科团队很早就开始“走出去”。他们走进社区，后来又重点选了三个村子，每年至少每个村跑两趟。院长尹昌浩——那时候还是神经内科主任——亲自带队，几辆车，一队人，直奔乡下。每次去，现场能有二三百人。最远的是镜泊乡的杏山村，开车要九十分钟，山路弯弯绕绕。除了这三个村，牡丹江的江南社区、黄花社区，还有医院周边的小区，也都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去宣传就两件事：一是告诉老百姓——“你不是老了，你是病了”，得主动来医院；二是教家属怎么护理、怎么康复，能让病情好转。神经内科团队还担起了培训社区医生的任务：教他们怎么筛查，查出来后怎么办。平时，团队还常态化地进社区做筛查、搞健康科普、教家属照护方法，并发一些防走失的便民卡片。
04
“就是来帮你们的”
牡丹江一共4区6县，尹昌浩带着团队，把6个县的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全走了一遍。目标就一个：让县里的医生学会识别卒中，别耽误了患者。国家卫健委有个“帮包县”任务，红旗医院包了三个县。神经内科派出三名高年资主治医师，分别驻扎在林口县人民医院、海林市人民医院和东宁市人民医院。他们每周给当地医生上神经病学课，帮着规范卒中绿色通道，捋顺溶栓、取栓流程，制定二级预防方案，手把手地教。7×24小时远程会诊，影像和病理实时传输。联合制定县域脑血管病的质控标准，定期督导，让水平一点点同质化。三年下来，县域溶栓率明显提高。拿海林市人民医院说，2024年之前，他们自己根本做不了溶栓；现在一年能做一百多例。以前，海林的患者走高速到红旗医院只要十二分钟，几乎全往牡丹江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留在当地溶栓。就连一些疑难杂症也能在当地解决，不用再折腾着往大医院转——分级诊疗，就这样一点点实现了。老百姓到红旗医院看完病，医生会告诉他们：“你回到当地，有我们医院的医生在那儿帮扶，去那里随访就行，不用再跑市里。”事实上，有些地方推医共体，基层医院觉得大医院下来是抢患者的，会产生抵触心理。但尹昌浩的理念不一样：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就是来帮你们。溶栓患者明明十二分钟就能到红旗医院，完全在救治时间窗内，但他们还是选择把技术教给县里，让患者留在家门口治。“只要你学、你做，我们就教。你不学，我们拉着你；你要做，我们带着你。”赵维纳说，正因为他们不抢患者，这种对事业的敬畏，反而天然建立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当地医生看到差距后，主动到红旗医院来进修，有些年轻人来学溶栓、学神经科常见病，回去就能更好地为基层服务。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尹昌浩博士在尹昌浩看来，神经内科团队的初心很一致：扎根寒地、服务龙江，守护好脑血管病与认知障碍患者。团队里的六位博士，全都是医院在职培养的。这在地市级医院里，十分难得。读博前，科室全力支持——给时间、给经费、给资源，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求学。读博期间，科室定期沟通、远程协作，课题一起做，成果一起分享。这份“你为学科努力，学科为你兜底”的信任，让博士们坚信：外面再好，也不如家里安心。也正是这段求学经历，让他们在顶尖院校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能力，同时也更清楚地意识到：家乡的患者需要先进技术，基层需要学术引领。那份“学成归来、反哺桑梓”的责任感，成了他们提升自己最根本的动力。学成回院后，科室有国家级平台，有稳定的科研方向——寒地脑血管病和认知障碍，还有成熟的团队协作。博士们一回来就能挑大梁、做项目、带团队，专业价值能得到最大发挥。“寒地这片土地，这里的患者，红旗医院的平台，是他们职业成长的起点，也是初心安放的地方。”尹昌浩说。更重要的是，这里不像大城市那样竞争激烈、单打独斗。在这里，氛围纯粹、干事顺畅、成长路径清晰，能让人沉下心来搞临床、做科研。“我们团队始终相信：人心齐，泰山移；平台强，人才聚；有温度，走更远。”从2018年建科开始，尹昌浩就带着大家，靠情怀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除了国家项目有限的资金，这些工作大多没有绩效，也不发奖金。但没人计较。“老百姓会觉得，红旗医院有这么一支团队，愿意给我们讲、愿意帮我们，那生病去找他们，他们肯定能真心帮忙。”赵维纳说。神经内科走廊里，挂满了患者送的锦旗。“我们的患者都挺可爱的，他们信任我们。”赵维纳提起，她还收到过一位患者送的杯子，“他体重变化大，怕我不记得他了。但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感激我。”旁边是一整面照片墙。有大家的合影，有生活照、毕业照，有下乡义诊的活动照，还有在科室规培的研究生毕业后从各家医院发回来的照片。赵维纳一个个介绍着，那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并肩走过的印记。答案其实就在这些照片和锦旗里，在那个杯子上，在走廊里的水果门牌上，在“忘不了的小屋”的橡皮泥中，在那些开车九十多分钟去村里义诊的山路上。不只是因为家乡，更多是因为这里的人：患者需要你，同事陪着你，大家愿意一起埋头做那些“没有绩效”却值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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