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2023年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描绘了疾控事业发展的蓝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针对疾控事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建言献策,努力跑出疾控事业发展的加速度。



01


监测预警 及时响应


新发突发传染病具有传播途径多、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等特征,及时准确的监测预警在传染病防控中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超大城市而言。超大城市居住人口密集,交通网络发达,经济和社会活动集中,目前我国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已增至10个。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表示,应加快建设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应急智能辅助决策数据中心。超大城市要借助智能终端、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采集细粒度、动态、准确的社会系统数据,全面动态掌握基础地理数据、医疗设施数据、应急救助数据、交通及流量数据、居住区房屋的实有人口数据、病例动态数据及其完备的轨迹信息等。应利用公共卫生应急智能辅助决策数据中心的数据,构建基于多智能体的大规模、大尺度公共卫生应急虚拟仿真系统,预测发展态势,提出应急策略并评估其效能,为超大城市制定智能应急策略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形成多视角协同智能辅助决策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江陵县疾控中心国家血防基地办主任李霞介绍,为补齐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短板,湖北省加强突发公卫事件应急处置和服务能力建设,建立省级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心。江陵县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心于2023年建成,在不断加强日常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同时,加快不明原因疾病的排查和处置,提高了该县的突发公卫事件应急处置能力。2024年,希望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心建设,把监测范围从医疗机构向学校等重点场所扩展。


02


人才培养 时不我待


近年来,疾控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公共卫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这就意味着,社会对公共卫生人才,特别是高水平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公共卫生领域深耕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提案》。据了解,2020年11月,全国11家单位获批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设立的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2022年7月,教育部认定18所高校为开展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高校;2023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18所高校签订协议,大力推进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吴凡说。
    

今年2月,吴凡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公共卫生召集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她发现,各高校受限于年度博士培养名额总量,在完成新增的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任务方面,招生培养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求,对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而言是杯水车薪。因此,吴凡建议,教育部单列“公共卫生博士专业学位专项”招生计划,今后10年每年安排360个专业学位博士招生名额。
    

今年是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所营养与健康研究室主任马福昌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两会的第7年。7年来,他一直在呼吁强化边远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马福昌说,青海省地广人稀,全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总量不足、业务能力不强、人才队伍不稳的问题突出,已成为该省疾控体系发展的最大瓶颈。
    

马福昌建议,增加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中西部边远地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数,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绩效工资激励制度,增加疾病预防控制人员防疫津贴,做到“待遇留人”,提高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他呼吁,国家相关部委科学核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编制并足额配备,综合考虑地域环境、疾病谱特点、人均卫生服务半径等因素,给予青海等省份政策倾斜,同时在编制分配上向县(区)疾控中心倾斜。


03


夯实基础 探索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吴家兵表示,近年来,我国癌症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能力不断增强,但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需进一步夯实基础。比如,群众癌症防治整体意识不强、健康观念较差,急需在接种疫苗(如肝炎病毒疫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定期参加防癌体检等方面加强宣传。同时,应推广普及常见癌症早期筛查项目,制定分层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实施方案,将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重点癌症机会性筛查和多癌症联合筛查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或医保报销范畴,从而提高筛查率和早期癌症的发现率。
    

在夯实基础的同时,也要探索创新。长期以来,一线公卫医师有着开放部分处方权的诉求。“赋予公卫医师处方权,对社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管理以及传染病防治可起到促进作用,值得试点推动。”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说。
    

姚树坤表示,公卫医师处方权的管理涉及卫生健康、疾控、药监等多个部门,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时要加强部门协调合作,完善工作机制,打通堵点。应优先开放与基层公卫医师工作高度相关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处方权,以及开展艾滋病等传染病预防、疫苗接种、儿童保健等工作所需的处方权,让公卫医师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直接的、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和诊疗服务。
    

姚树坤还表示,处方权不能随便赋予,公卫医师应该在通过规范化培训考核后获得相应的处方权。应明确规范化培训的目标、内容、培训对象、考核办法,教育培训须与使用管理相结合,公卫医师的规培时长设置为一年左右为宜。
    

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晓青看来,囿于主体责任不明晰、程序复杂、激励机制不明朗等问题,疾控领域的很多科技成果未能得到有效转化。刘晓青建议,借鉴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从国家层面在全国疾控机构部署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重点明确疾控机构是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责任主体,享有科技成果自主处置权;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建立疾控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人员激励机制。此外,探索建立国家级公共卫生科技成果转化院,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统一发布全国公共卫生机构的科技成果。



文:健康报记者 张磊 首席记者 姚常房

编辑:李诗尧

校对:杨真宇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

点赞(0)

评论列表 共有 0 条评论

暂无评论

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扫一扫加关注

发表
评论
返回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