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科技创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流大学不仅是提供优质教育的平台，还是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一流大学通过其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国持续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合并院校、政策支持和重点建设，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在追求学术卓越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办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有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才。回望历史，中国医学教育和科研领域杰出人才辈出，他们在医学研究、临床实践、教育改革、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医学科学发展和医学教育进步。

我认为，一流大学的标准可以用“有、出、育”三个字来概括，即拥有优质的师资队伍、丰富的学术资源、先进的科研设施等；能够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杰出人才；能够培育出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毕业生。

一流大学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重要角色，可以用“人才库”“资源库”“思想库”来形容。具体而言，一流大学要培养和吸引顶尖人才，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提供新思想、新理论，引领社会文化进步；作为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中心，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一流大学的使命也可从三方面阐述：第一，办一流学科，即建立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领域；第二，出一流人才，即培养能够在各自领域内发挥领导作用的优秀人才；第三，推出一流成果，即通过科研创新，产出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成果。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在医学教育领域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医学院的过度建设，临床医学的质量和医学毕业生的能力需要提升等。

我认为，要充分发挥国本位医学单元在国家医学教育、科研、临床服务、政策咨询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第一，国本位医学单元是国家医学优秀人才、杰出人才的摇篮，为国家的医学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第二，国本位医学单元承担着解决国家面临的医学问题的责任，通过科研和技术创新，提高国家医学水平，充当医学发展的牵引车和助推器。

第三，国本位医学单元作为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样板，通过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展示如何有效解决国家疑难重症医学问题。

第四，国本位医学单元在国家医药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建议，成为政策和规划的思想库。

第五，在国家面临紧急医学任务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国本位医学单元能够迅速响应，成为完成任务的主力军和机动队。

综上所述，国本位医学单元不仅推动了医学科学的进步，还为保护和提升公共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举个典型的例子，北京协和医学院完成了其作为国本位医学单元的使命与担当。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核心基地，北京协和医学院承担着多项国家级研究任务，并肩负教育机构的责任。在培养国家医学人才、解决国家医学问题、提供公众服务、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完成国家任务以及国际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在国家医学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发展和成就使其有成为“南方的协和”的潜力。通过教育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平台的发展，浙江大学医学院正朝着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一流医学教育机构的目标稳步前进。做人做事做学问，尽心尽力尽责任。希望同仁们携手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懈努力。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磁共振技术（MRI）在医学影像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肯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微观磁共振技术正以其独特的优势，为生物医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

传统磁共振技术尽管在医学影像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受限于其探测微观尺度的能力。因为传统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依赖人体内部大量的水分子，而对单个细胞或分子的成像则显得无能为力。

微观磁共振技术可以实现对更小信号、更弱信号、更细分辨率的探测和成像，从而在微观尺度上对生物医学样本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微观磁共振技术通过采用金刚石传感器和量子技术，能够实现对单个分子，甚至单自旋的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探测。该技术的核心在于利用金刚石中的氮-空位缺陷作为传感器，通过单自旋量子相位的探测，将磁信号转换为荧光强度的变化，从而实现对微观尺度的精确测量。

同时，与传统磁共振相比，微观磁共振技术在室温和大气条件下即可操作，具有原子尺度的高空间分辨率和长相干时间，为生物医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宽松和适宜的工作环境。

鉴于这些优势，微观磁共振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我们的团队已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第一，获得了世界上首张单蛋白质分子顺磁共振谱。相比传统电子顺磁共振，新技术的分辨率和灵敏度极大提升；与超高分辨荧光显微技术相比，它不仅同样能够提供纳米分辨率的空间定位信息，还可进一步解析出单个分子的结构信息和构象变化。

第二，在水溶液中对单个DNA分子进行顺磁共振检测，揭示了分子的运动特性和局域环境特征。

第三，实现了10纳米分辨率的单细胞磁共振成像，为细胞原位蛋白质的纳米分辨率成像提供了可能。

第四，建立了免疫磁显微方法，形成了肺癌组织微米分辨率的磁成像，为肿瘤精确诊断提供了新途径。

自主研发的科学仪器对于推动我国相关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研究团队在这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成功研制了包括高功率X波段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谱仪在内的多款仪器，并实现了成果转化，被国内外科研机构所采用。

展望未来，基于金刚石量子传感的微观磁共振技术有望在单分子、单细胞乃至病理组织的跨尺度探测和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研究团队的综述文章即将发表，将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的持续拓展，微观磁共振技术无疑将在生物医学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更精准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国家医学中心的战略定位，即围绕我国人群疾病谱相关的重大疾病防治问题，开展“卡脖子”“临门一脚”的核心技术攻关，进而推动医学产业发展。

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是卫生健康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而“科技﹢创新”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又是国家医学中心的使命，需要我们持续思考应该做什么样的创新，以及如何去实施创新，需要我们有效地进行实践和管理。

2022年，全国首个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复旦中山医院”）正式启动。2023年12月，复旦中山医院承担的国家医学中心两个基本建设项目正式开工：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和复旦中山医院青浦新城院区一期工程。

在建设国家医学中心的探索中，复旦中山医院坚持以下四个着力点。

第一，以学科为基本单元，持续推进原始创新。医院承担了29个国家临床专科建设项目，拥有43个上海市重点学科与专科，院内成立了33个以疾病为中心的多学科临床诊疗中心，有156个亚专科，以泛血管学科群和肿瘤学科群两个“龙头”引领医院的学科群发展。同时，医院拥有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科学中心，以及筹建中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在内的一系列科创平台，为医学学科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第二，完善体系机制建设，支撑高尖技术发展。医院通过新技术培育管理体系、临床研究体系、成果转化体系、医工结合体系、产医融合体系，转化形成产品及应用技术。医院推进临床研究中心体系建设，机构相对独立，功能共享。我们有医学伦理委员会、临床研究中心，还建立了各个部门，使科技创新能尽快转化、孵化，尽快形成可用的技术产品。医院获批上海市产医融合创新基地、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单位，在医疗设备和器械、外科介入技术、人工智能，以及诊断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第三，深度应用数智技术，探索科研新范式。医院建设生物信息数据分析平台底座，形成生信数据标准；构建多模态多组学分子诊断、治疗与预后预测模型，运用5G新基建技术，建设了具有复旦中山医院特色的临床试验一体化平台，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重点打造大科学平台，同时，建立了融合多学科数据的大数据平台。

第四，加强优质资源整合，凝聚科学技术的创新力量。医院七大功能平台将科学技术资源集成，并形成紧密联动，促进医院内部及外部的交流合作，强化协同创新与攻关能力，形成政府、医院、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五力联动”。此外，医院通过高水平的对外交流，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肿瘤的治疗经历了四次革命。以乳腺癌为例，自16世纪起，外科医生主张对乳腺癌患者实施全乳切除手术。我国第一台乳腺癌全乳切除手术是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博济医学堂”，由首任院长伯驾医生在1837年完成的。

但是，很多肿瘤患者在术后短期内就发生了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当时的医学观点认为，单纯切除肿瘤是不能实现治愈的。随着进一步研究，很多病理学家、外科医生提出，包括乳腺癌在内的恶性肿瘤，通过淋巴系统进行扩散。在这个理念指导下，霍尔斯特德医生首次提出“乳腺癌根治术”的手术方式。该手术的切除范围包括全部乳腺组织、乳腺引流区域的淋巴结和乳腺下方的胸肌组织。这带来肿瘤治疗的第一次革命，从乳腺癌开始，医学界认为乳腺癌是局部的疾病。

虽然乳腺癌根治术降低了患者局部复发风险，但还是有相当多乳腺癌患者在术后发生远处转移，导致死亡。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费舍兄弟自1957年开展了一系列肿瘤转移生物学的实验研究，使用⁵¹Cr作为示踪材料，观察到肿瘤细胞可进入淋巴或血液系统，导致肿瘤播散。他们由此提出“肿瘤播散是无序的”，并首次提出“乳腺癌是全身性疾病”的理论，以及“乳腺癌保乳序贯全身系统治疗”的策略。同期的一些大型临床研究均证实了乳腺癌保乳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标志着乳腺癌全面进入“保乳根治优先”时代。在我国，苏逢锡教授开始在国内倡导“保乳优先”的理念。由此，我们提出肿瘤治疗的第二次革命，认为乳腺癌等实体肿瘤是全身性疾病，应更注重全身或者系统治疗的方法。

21世纪初，美国科学家查尔斯·佩鲁通过基因芯片检测，首次把乳腺癌区分为不同分子分型，从分子层面证实了“乳腺癌是异质性疾病”的理论。此后，关于乳腺癌精准分型和靶向治疗的研究大量涌现，“肿瘤精准个体化诊疗”的新时代开启了。在肺癌治疗领域里，针对“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型肺癌”的靶向药物研发，大大提高了该亚型肺癌患者的临床诊治效果。通过分子分型指导个体化精准治疗，我们认为这是肿瘤治疗的第三次革命。

回到乳腺癌的治疗，在回顾真实世界数据和我们团队的长期随访数据后发现，保乳患者有更好的生存获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团队从肿瘤免疫入手，进行了基础研究的探索。通过保乳手术把肿瘤切除后，孕育肿瘤的“土壤”仍被保留下来，里面残留着肿瘤抗原。进一步的放化疗能帮助把保存下来的肿瘤抗原提呈给免疫系统，以进一步激活抗肿瘤免疫细胞，而且这种抗肿瘤免疫可以长期维持。因此，在保乳术后很长的时间内，患者的外周血液中都能检测到肿瘤抗原特异的免疫细胞，它们可防止日后肿瘤复发转移。

免疫系统和肿瘤之间的博弈贯穿了肿瘤发展的全过程。在优化免疫治疗策略方面，国内很多团队都给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案。我们提出了如何提升效应免疫细胞布控（EICD）的理念，并围绕影响乳腺癌和其他实体肿瘤EICD的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肿瘤生态学说”，把肿瘤治疗的关注点，从只关注肿瘤的“局部观”，扩展到关注整个机体内环境的“全局观”。

肿瘤治疗的四次革命和乳腺癌都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国的乳腺癌研究正引领新一轮肿瘤治疗革命，中国科学家们将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妙佑医疗（Mayo Clinic）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实行综合团队医疗实践的医疗机构之一。妙佑医疗创立于1864年，逐渐创建了专注患者、整合资源、注重价值、平等尊重的整合医疗模式，医院始终将患者作为人的价值放在首位，致力于创新并集临床实践、教育和研究于一体。在这种服务模式下，医生不仅是医学的实践者，还是给予患者关爱的艺术家。医生团队会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咨询，获得患者的信任，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妙佑医疗的服务模式主要依托于整个团队的协作，医院充分发挥专家团队作用，倾听患者需求，进行跨学科联合会诊，全方位为患者进行评估，并制订诊断和治疗计划，确保患者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妙佑医疗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临床整合为基础战略，整合医院内部的医生网络，通过对医生实施激励计划和绩效管理，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医院还注重医疗保健系统发展，同时聚焦医疗实践、教育和研究的整合。

妙佑医疗还探索建立分层级治疗体系。在初级社区保健和专科医疗两个层级进行双向转诊，当初级社区保健无法满足患者需要时，会将患者转诊至医疗中心进行专科医疗，患者后续的保健工作又返回初级社区进行，以确保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妙佑医疗聚焦管理方法、基础设施、机构文化三个关键要素进行整合。一是医生与医院有一致的目标，建立起协调统一的医疗服务模式；二是强大的信息与知识管理系统，将信息转化共享；三是统一财务的支付模式。

医生是整合的重要基础，医院挑选恰当的专科医生组合，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让医生广泛参与治疗和管理，医院和医生共同决策。这就要求医生不仅要有医疗技术，同时要有领导力，让整个系统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在提升医院管理质量方面，妙佑医疗优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立无缝数据交换平台，应用疾病登记和其他临床工具等；开展绩效监测，研发追踪医生表现的系统，对医生进行评估；设立绩效奖励奖金池，建立与项目目标和医生绩效挂钩的奖金结构。

此外，妙佑医疗还不断促进医院内部多学科协作。在妙佑医疗，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不只是一名医生，而是“整个机构”。这种多专科协作模式，旨在联合各方力量，将妙佑医疗最好的服务提供给每一名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