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方式

人口红利是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重要前提是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机会窗口，但人口机会窗口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研究和实践表明：人口转变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窗口，要辅之以相适应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人口机会窗口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快速的人口转变，形成了人口机会窗口，辅之以改革开放等重大政策并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收获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实现4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达到9.5%，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第10位跃升为第2位，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第一次人口红利：1998年，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与杰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在分析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奇迹时，提出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经济学上，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因为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随的经济成长效应。人口学上，人口红利的衡量——用人口年龄结构指标，例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老龄化率、人口抚养比等。人口红利的产生——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过渡时期（Demographic transition）。此时因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少年人口减少。人口机会窗口期——当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在亚洲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以人均收入衡量）中有1/3都可能要归功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拓展：2006年，夏威夷大学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与经济学教授罗纳德·李（Ronald Lee），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 Finacial & Development上发表文章，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发生，二者有可能重合。第二次人口红利具有两个特点：（1）不像第一次人口红利那样有清晰的起始点，如果政策到位，它可能是无限期的；（2）对于有效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它的红利规模常常远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一个社会能够获得多少第二次人口红利，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更好地支持老人。梅森教授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每一个经济体中，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贡献率都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要素与低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低成本丰富劳动力与在时间和空间上历史性地相遇。中国抓住了“机会窗口”，实现了经济增长。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存在人口红利机会，具备形成中国的人口综合红利的条件：一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养老服务体系，建立适老社会环境，适时实施退休制度改革，挖掘开发老年人力资本；二是建设人才强国，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提高人口质量，延续劳动力规模优势。完善劳动力市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参与率，促进充分就业。加大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力抚养能力；三是健康也是发展的动力。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优先投资于健康，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积极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和健康中国行动计划，激发健康消费需求，绿色发展，转化生态、环境优势，发展大健康产业，生产更多的生态健康产品。充分挖掘各个年龄段及不同人群和家庭的潜能，提升健康预期寿命，延长健康工作时间，把健康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动力。

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就业与经济改革、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等要素，用一个经验公式表达就是：收获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国际经济环境。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发展教育与提升人力资本、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提高老年储蓄率等综合因素。不断提升健康水平，可以形成健康红利。未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形成人口综合红利，将有利于支撑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