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内，医疗机构如何主动应对医疗过错

也许是公众对于生命健康权更敏感了，抑或是生死话题原本就容易引发共鸣，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当下，一旦医疗纠纷进入网络传播链条，便极易成为舆论场的风暴眼。“小洛熙术后离世”“新生儿剪脐带被剪断手指”“出生婴儿漏诊先天性脊柱畸形”“男子右脑出血却被误开左脑”“女患者隐私部位被手术直播”等，无一不挑动公众神经。

整体上看，医疗过错无法百分之百避免，这是客观事实。在社交媒体时代，任何医疗过错都可能被置于全民审视的舆论场中。这里面不乏理性思考，但也混杂着片面解读、情绪宣泄，甚至是为博取流量而刻意操纵的“伪民意”。这意味着，当前医疗过错的处理已演变为一项复杂的信息治理课题。

“知错，认错”，道理虽简，却是医疗过错发生后医疗机构很难迈出的一步。其阻力不仅来自“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更源于对“过错责任追究”的顾虑和规避。现实中，医疗过错发生率、过错等级等，往往和“个人帽子”“机构牌子”紧密挂钩。

如何推动医疗机构迈出这一步，不能仅依赖医务人员的勇气，还需依托完善的医疗过错处置机制。医学本身就是在希望和局限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对于个别医务人员的失德失范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以警示教育队伍。同时，医疗过错处置机制的核心，也应更聚焦于完善医疗安全事件报告体系并迅速堵上系统漏洞，让医务人员、医疗机构能够在反思与改进中继续前行。

一旦医疗纠纷进入网络传播阶段，医疗机构便迎来第二道关口。试图掩盖只会加速信任崩塌，唯有第一时间公布事实、证据，才能掌握舆论主动权，避免陷入谣言滋生后的被迫应对。当然，医学是带有温度的科学，冷冰冰的声明只能加剧公众的对立情绪，因此，除了客观的医学事实之外，人文关怀同样重要。

当舆论沸腾时，“自我举证”已然难以取信于公众，医疗机构明显无法独自应对。此时，卫生健康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的及时介入调查至关重要——权威调查结论远胜于医患任何一方的自述。待事实澄清之时，责任归属已然清晰。对于医疗机构玩忽职守、违法违规的行为，必须严厉处理，还患方以公平。同时，对于捏造事实、恶意诋毁、煽动对立的网络行为，也必须予以惩戒。只有让理性之声穿透情绪的迷雾，才能为医疗行业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最好的行医环境，并非永不犯错的“无菌室”，而应是在法治框架下，构建一个让医务人员能够坦然面对风险、迅速纠正错误、有效化解纠纷、持续获得信任的整体系统。到了医务人员都不敢、不肯、不愿去冒险的时候，受伤的则是整个医疗卫生行业和全体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