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家中医医院在祝贺晋级，这些医疗机构为何主动降级？

9月3日，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公布2024年度三级中医医院评审结论，53家中医医院晋级三甲、三乙，各医院纷纷发文祝贺晋级。

近期，众多医院开启主动降级模式引发关注，其中民营医院成为主力。

有15 年历史的陕西宝鸡高新中医医院，将自身等级从二级降为一级，同时大幅缩减核定床位数，从 80 张锐减至 20 张；四川广元皮肤泌尿专科医院、淮南现代医院也都从二级变成一级；乐山华城耳鼻喉医院直接放弃三级资质转为二级；而临夏明瑞医院则从一级综合医院 “降格” 为门诊部……

某知名医改专家表示：“这些主动降级的机构，多数是之前批准或被初步认定等级而未经过医院等级评审的机构。它们主动申请降级，核心原因在于‘求生存’。一方面不希望再为保持原有等级花钱，主要是设备、人员、床位规模确实不能满足现行等级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不希望因为等级被医保检查处罚。”

为什么主动申请降级？

直接原因很好理解，就是经营困难。

相比于公立医院有财政拨款支持，民营医院必须自负盈亏，这使得当行业受到冲击时，民营医院抗风险能力偏弱的问题暴露无遗。2022 年 5 月，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透露，疫情以来，已有 2000 多家民营医院破产倒闭。

不过，民营医院经营困难只是表象，其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需结合医院体系与行业环境来看。

一直以来，我国的医疗机构依据功能、设施、技术力量等划分三级：

分级之后，每一级医院又按规模、技术水平、设备配置、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分多个等次，而这些级别等次，直接与医院的收费标准挂钩—— 级别不同，门诊挂号、住院床位收费等都有差异，且差距在 30% 以上。

对公立医院来说，高等级意味着政策更优、拨款更多，品牌声誉自然更好；但对民营医院而言，想要保持二级甚至三级医院的“体面”，就必须保证持续投入：配齐符合等级要求的昂贵设备需要花钱，具备足够数量的高级职称人员和各类专职人员更要付出高成本。可现实是，这些投入没能带来预想中的更高收入，且民营医院在品牌口碑上大概率竞争不过公立医院。

更深层的压力来自医保支付改革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挤压。

随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如DRG/DIP）的深入推进，医院的盈利模式受到巨大冲击。据专家分析，DRG/DIP 付费改革导致民营医院的平均利润率从改革前的 11.3% 降至 5.7%，甚至有 40% 的民营医院陷入亏损状态。这使得许多民营医院为控制成本、减少亏损，主动降低等级以适应新的医保政策。

同时，医疗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尽管民营医院数量占比已超60%，但结构上一级及以下民营医院占比高达83%，而三级医院仅占2.3%，这意味着大多数民营医院在疑难重症诊疗能力上与公立医院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吸引高端患者。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对民营医院形成冲击。

结婚人口和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直接导致妇产科、儿科等专科医院的患者数量下降，收入锐减。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得一些原本定位为二级甚至三级的专科民营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定位，选择降级以求生存。

说到底，这些民营医院的“降级”是经营成本高企、医保政策调整、市场竞争加剧与需求变化等多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背后折射的是医疗行业在时代变革中的优胜劣汰。

降级，并非长久之计

但降级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乐观。

乐山华城耳鼻喉专科医院的2021 年主动从三级降为二级，本想通过缩减运营成本 “减负求生”，但仅 3 年后的 2024 年 5 月，仍因患者流失、医保支付压力持续增大等问题无奈注销。这一案例清晰表明，降级或许能短暂缓解成本压力，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营医院在资源、品牌、盈利模式上的深层困境，终究只是权宜之计。

想要真正破局，主动转型才是关键。一些医院将目光投向了社区医疗和医养结合领域。

早在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便启动社区医院建设试点，明确支持二级及以下医院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强化基层 “健康守门人” 功能。

实践中，南京主城区多家二级医院在2011 年就率先转型，通过增设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等服务；2023 年，广州市南沙区第一人民医院转型后，将住院部改造为社区护理单元，成功融入区域医共体体系。此外，国家卫健委也多次发文，鼓励二级及以下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契合老龄化社会对长期照护的需求 —— 数据显示，2025 年我国失能半失能群体将达 7000 万，康复护理市场缺口显著。

但对民营医院而言，这条转型路布满荆棘。若想转型为公益性社区卫生中心，需纳入政府财政补助体系，而目前全国非公有制社区卫生中心占比极低，民营机构难以突破“公立主导” 的资源壁垒；即便转型，全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团队的组建成本也极高，对本就资金紧张的民营医院而言压力巨大。

转向医养结合的挑战同样突出。一方面，转型需重构场地（如增设适老化设施）、引进护理人才，对专科医院而言，若从耳鼻喉、妇产科等领域跨界，设备闲置率可能较高；另一方面，专业人才断层明显，公立医院退休医护更倾向选择有编制的养老机构，民营医院往往面临“招不到、留不住” 的困境。江西瑞昌六二一四医院的尝试便因此受挫：其 2018 年开设养老院，因缺乏专业护理团队，入住率长期偏低，最终在 2023 年因资金链断裂倒闭。

不过，也有医院在困境中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互联网医院成为近年的转型新选择。广东某二级民营医院股东林琴（化名）介绍，医院2024 年降级为一级后，迅速依托资质申请互联网医院牌照，通过线上开展慢性病复诊、健康咨询，并对接药品配送平台，目前线上业务已成为重要营收补充。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无需大规模扩建场地，可通过远程服务覆盖更广泛区域（尤其下沉市场）；且能与线下门诊形成 “线上咨询 + 线下诊疗” 的闭环，降低患者流失率。

医院主动降级现象，实则为整个医疗行业敲响了警钟：在分级诊疗深化、医保支付改革加速的背景下，“唯等级论” 的发展逻辑已难以为继。

对民营医院而言，更需跳出“盲目冲高等级” 的惯性思维，转而深耕自身优势。 或聚焦社区常见病诊疗，做精家庭医生服务；或瞄准康复护理细分赛道，打造 “医疗 + 养老” 差异化竞争力；或借力互联网技术，打破地域限制拓展服务边界。

转型之路注定艰难，但唯有主动拥抱变化，在政策框架与市场需求的交叉点找到自身定位，才能在医疗行业的“洗牌期” 中存活下来。毕竟，对当下的民营医院而言，活下去，才有机会探索更长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