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呗”版看病真的来了！ 为有效解决患者就医时来回奔波、重复排队、多次缴费的痛点难点，7月1日，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启动了“先诊疗后付费”便民就医服务项目。 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响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患者的视角出发，围绕着诊前、诊中、诊后这三个方面，推进院前预服务方式，推进“先诊疗后付费”，“一次就诊付费一次”等新就诊和付费结算模式，缩短患者等待时间。 所谓“先诊疗后付费”，指的是患者完成挂号缴费后，即可进行诊查、检查、检验、取药等就诊流程，中途不用多次排队进行缴费，只需在当日就诊结束后一次性缴纳本次就诊的全部费用即可。 截至目前，我国多地已开始试点探索“先诊疗后付费”的就诊模式，但记者发现，这一模式还面临着应用患者少、医院有顾虑等多重挑战。 先诊疗后付费，缩短60%的院内就医时间 记者从北京、上海、山东、安徽、广东等多地患者处了解到，缴费排队的现象并非个例。 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就医模式，不仅是针对贫困人口，同样也能解决急诊就诊快速入院的问题，在推进过程中发现，这一举措还能便利患者就诊，减少排队缴费次数。 截至目前，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多地医院已开始试点探索“先诊疗后付费”的就诊模式。此外，这一举措也在覆盖我国部分二三线城市医院乃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吉林长春、山东烟台、河北保定等地的医院均有试点开设。 “先诊疗后付费”的有效和便利已经得到了证明。2020年9月，北京石景山区率先开展“信用+医疗”试点工作，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成为第一批“信用就医”的试点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信息中心主任余浩告诉记者。 统计显示，信用医疗可缩短患者60%的院内就医时间。 在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医院（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先诊疗后付费”就诊流程可从原来的7个步骤减少至3~4个步骤（挂号、检查、检验、取药）。患者只需在离开医院前，使用自助机刷卡，便可完成医保费用自动分解。“医保内费用由个人医保账户支付，医保外自费部分由银行给予的信用额度支付，患者只需在离院后完成还款即可。” 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医院业务院长兼心血管学科带头人潘明康教授介绍。 余浩已经与医院的信用就医系统打了三年交道，他告诉记者，目前，使用这项服务的人群，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人，“老人年纪比较大，又是医院的常客，一遍一遍排队缴费不方便。”余浩解释。 应用患者少、医院有顾虑， 信用就医推广为何“遇冷”？推行难在哪？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相较于庞大的门诊量来说，信用就医的应用人数仍旧不多。福建厦门某三甲医院医务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厦门市从2022年就开始推行信用就医，但他所在的医院，“基本没怎么用过”。 2023年1月10日，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医院（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开通“信用医保”就医模式。潘明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此，医院还专门召开了推进会，鼓励院内职工及家属，还有“老患者”们率先试用。不过，虽然体验过的患者都对“信用就医”给出了积极的反馈，但在尝试向更大范围内推行时却遇到了困难：对于不了解“信用就医”的患者，往往既“不敢用”，也“不会用”。 余浩对此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即便是使用信用就医服务的患者，最多的时候，也仅占当天医院就诊人数的约10%。 对于“不敢用”“不会用”背后的原因，潘明康分析，这主要是由于政策刚刚推出，与患者长期以来的诊疗习惯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再加上整个社会相关信用体系还未建立完善形成气候，许多患者在短时间内无法建立使用习惯。 “一是传统观念的问题，很多人对信用卡这类信用服务接受度有限；此外，政策宣传不到位，患者缺少合适指引，他们不知道这种模式方便在哪里。”余浩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样板”太少：“有的医院想要推行，但也不知道怎么构建流程。” 建立起信用就医模式并不容易，往往需要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投入。余浩以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建设为例，信用就医意味着扣费模式的转变，对于医院HIS系统（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改造是第一步。“这是个不小的工程，涉及检查、拿药等每一个付费节点。”余浩表示。 更难的是系统的完善。余浩表示，这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我们最初将扣费节点设置在门诊医生处，但是患者的就诊流程往往存在不确定性，医生开了处方，患者不一定会执行，等于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扣费，所以后来我们又及时进行了调整。” 在多位专家看来，“先诊疗后付费”新模式是一个惠民工程，最显著的就是节约了患者在医院就医多环节多次的缴费过程，能够实际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人满为患的大医院排队更久，推广“先诊疗后付费”必要性更大，但是，许多医院也有对“信用”的担忧。 信用就医下，患者欠费风险谁来担？ 尽管“先就诊、后付费”存在诸多好处，但是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告诉记者，“先诊疗后缴费”首先需要构建起完善的信用体系。“有些患者在公立机构欠费后，医院很难对他们进行追缴。”邓利强解释，如果患者欠费拒缴，看病的成本并没有消失，相当于转嫁到医院、医务人员的身上。 应急管理部应急总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副主任医师郑山海同样指出，目前，收取治疗服务费用，依然是医疗机构极其重要的资金来源。对急危重症患者、贫困人口实施先治疗后付费，给很多患者带来了福祉。但是，这些福祉的背后，也存在着医疗机构的财务风险。比如，一些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先诊疗后付费后，会出现被救治者无力支付或故意拖欠费用的情况。医院出于财务管理上的需要，将救治发生的费用转移到科室甚至是医生个人身上。长此以往，就会极大地挫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羊城晚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文章指出，如有大量的三无人员和恶意欠费者的出现，便会导致医疗机构极易产生巨额的医疗欠费，存在极大的债务风险。以广东江门为例，从2012年至2014年三年间，全市医疗机构近三年产生了3000万元的医疗欠费单。面对无经济偿还能力的欠费主顾和有限的应急救助基金补贴，医疗机构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执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的动力在不断衰减。 针对“信用就医”的资金流问题，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有些地区正在采取措施堵住漏洞，实现资金流全程可监控。 以广东省珠海市为例，参保人通过国家医保电子凭证、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粤信签等多重身份核验后，方可开通“信用就医”服务。针对恶意欠费、逾期还款等情形，平台也配套风险控制措施，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若出现恶意欠费的情形，医院可上传黑名单数据，暂停该参保人“信用就医”资格，且进入黑名单期间的参保人无法在市内任何医疗机构享受医保待遇，待还清欠款后，方可解除黑名单并恢复医保待遇享受。 如何守好“信用”这第一道关卡？与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合作，能够大大减轻医院的风险。 “医院没有权限查看病人的征信数据，但银行和保险公司具备查验政府管辖下的征信数据的条件。”余浩表示，当患者的信用评估、风险预警、医疗费用垫付和费用追缴均由银行或保险公司执行时，医院的后顾之忧也会减轻。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教授同样表示，该诊疗模式未来继续发展，除了与银行，也可以考虑与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与相关健康服务和健康管理等项目进行对接与融合，多方保障患者权益并实现该就医模式长久的良性发展。 潘明康也认为，除了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引导，也可以配合社会征信体系设置惩罚措施，让想要恶意欠费的患者有所顾虑。“比如，发现患者没有及时缴纳欠费，我们可以先对患者进行通知并设置一定的缓冲时间。如果逾期仍不缴纳费用，就可以通过像处理银行欠款的方式，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郑山海也建议，有关部门和机构不妨探索建立更完善的医疗诚信体系，对于恶意拖欠医疗费用的人员，可以实施限制高消费等惩治措施。 可见，有关部门和机构不妨探索建立更完善的医疗诚信体系，对于恶意拖欠医疗费用的人员，可以实施限制高消费等惩治措施。针对拖欠费用人员，法院也有必要及时出手，建立快速审理机制。当然，也要看到：一些患者并非有意欠费，而是确实存在困难。对此，有关部门还需进一步明确帮扶标准，让真正有困难的就医群体，可以通过申请补助或分期贷款的方式完成付费。解除了这个后顾之忧，先诊疗后付费工作才可以更好地推广。 来 源 / 华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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